写在摆地摊的日子

海阔天空

近年来，城管部门与小商小贩冲突屡起，甚至升级到了动刀子死人的程度，而大城市是否应有小商小贩的一席之地？城管部门对小商小贩的执法是否人道？一时间成了媒体追逐的热门话题。至于我，不但同情摆地摊的小商贩们，还隐隐地有一种亲切感，因为我也曾摆过地摊，也曾是小商小贩队伍中的一员。
    那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。
    初涉商海的我创业失败，穷到了连饭钱都要靠母亲接济的地步，幸亏妹妹给我介绍了份工作，替人打理一家纸张加工厂，好歹算是有了吃饭的地方。
    我年轻时是个体育迷，足篮排乒羽，样样都还能来两下。九十年代，电视台开始转播意甲足球联赛，国内的足球联赛也同样热火朝天，每当遇到重要赛事，我常常不顾老婆抗议，宁可不睡觉也要大呼小叫地看完比赛。
   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，电视机正在转播意甲联赛，球迷扔出的五颜六色的彩条突然触动了我的灵感：何不用工厂废弃的大量纸条做成彩卷卖给球迷，即赚了钱，也给国内单调的足球赛场增加一点色彩。
    第二天上班，我做了一个实验，把宽两厘米，长二三十米的硅油纸（一种纸面非常光滑的特种纸）卷成一卷，然后象扔手榴弹一样奋力抛向高空，哈，真棒，纸卷在下落的过程中顺利展开，几十米的纸条随风飘向远方。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我高兴极了，象这样的废纸条，厂里要多少有多少，只要不怕辛苦，我不是又多了条挣钱的路子吗？
    从此，每到晚上，我就边看电视，边和老婆一道，把扛回家的废纸做成一包包纸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们夫妻俩就这样一直卷了三年。
    那时我住在北京东郊的团结湖，离国安足球队的主场——北京工人体育场很近。
    记得第一次摆地摊是个星期天，北京国安足球队在主场迎战广东宏远队。开赛前一小时，我骑上自行车驮着一小箱纸卷来到工体北门，此时，广场上已有许多卖喇叭、卖彩旗的小商贩，栉次鳞比的地摊摆满广场，一群群球迷头缠绿布条，吹着小喇叭，打着国安的绿色队旗潮水般涌向球场。
    我找了个好位置把车子支好，学着其他小商贩的样子把箱子里红红绿绿的纸卷倒在地上，身边的小贩举着喇叭摇着旗，扯起高八度的喉咙高声叫卖着他们的商品，可我却怎么也吆喝不出声来，只是低头摆弄着那堆纸卷。想想自己也曾是一家千人大厂的党委书记，如今落得与小商贩为伍，靠摆地摊挣钱过日子，心中还真有些不是滋味。
    俗话说，买什么吆喝什么，可我却吆喝不出来，只觉得自己的心在砰砰乱跳，脸也涨得通红，憋了许久，终于鼓足勇气喊了一声“卖纸卷”，可那声波顶多传个两三米远便不会再有人听见了。十几分钟过去了，我一卷也没卖动，幸而有好奇的球迷停下来问我：“你卖的是什么东西？”我没有多说话，只将手中的纸卷用力扔出去，那纸卷在飞行的过程中尾巴越拉越长，转眼间小纸卷变成了几十米长的纸条，挂在了远处的树枝上。“哈，好东西！”见此情景，兴奋的球迷呼啦一下围了上来，不到半小时，我的那小箱纸卷便全部脱手。七十元的进帐让我着实兴奋了一把。
    第一次尝到了甜头，以后凡有国安队的主场比赛，我都要出车摆地摊。用自行车驮一箱已经不够卖了，我就拉上老婆，一人一辆车，装纸卷的箱子也越来越大，就这样，还常常不够卖。我已经不再怯场了，象普通小商贩一样高举着一包包纸卷大声招呼着球迷，我一次次把纸卷扔向天空，纸卷也一次次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。这弧线就是我的名片，看见这道弧线，熟悉的球迷二话不说掏钱就买，不熟悉他的球迷也好奇的跑来问这问那。
    我卖的纸卷是自产自销，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店，因此生意还不错。特别是国安与上海申花、大连万达、广东宏远和四川全兴的比赛场次更是如此，比赛火爆，我的买卖也火爆，其他小贩看了眼热，纷纷与我套近乎，想从我这儿批发点，我没同意。倒不是我小气怕别人抢自己的生意，是我实在做不过来，联赛最紧张的几个月，我每天晚上要和老婆干两三个小时才能勉强够卖。
    冬天是联赛休战期，但我和老婆却不能休息，为了来年不断货，每天晚上我们依然要干一两个小时，那几年，家里的床底下，过道里，凡是空闲的地方都堆满了纸卷。
    卷纸卷是件很枯燥的活，尤其是我用的那种纸，即光滑，挺度又好，只是苦了我的这双手，不但磨出了老茧，还常被纸边划破，看着被血染红的纸卷，我笑着对老婆说：咱们挣的可真是血汗钱啊。
    也有快乐的时候，每次卖货回来，把卖空的纸箱往墙角一扔，腰包里的纸币钢蹦儿哗啦一下倒在桌子上，夫妻俩一张张数着手里皱巴巴的钞票，又何尝不是一种“穷人乐”。今天，公司的生意与那时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，但当年在昏暗的灯火下数钱的快乐心情，我至今难忘。
    那几年儿子正上高中，本来就是独生子女，加上我弟妹的孩子都在国外，国内他这辈儿只有一个人，爷爷奶奶自然宠爱有加，常背着我给儿子计划外的零花钱。我得让儿子知道老爹老妈挣钱不易，别养成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的恶习，反正比赛都是在周末周日进行，不影响儿子学习，我便把他拽来助我一臂之力，即锻炼了儿子，也解决了忙不过来的矛盾。我万没想到儿子适应环境的能力比我强多了，第一次上阵，儿子没有丝毫羞涩感，连吆喝带比划，利用年轻人相互间的认同感很快就把同龄人吸引了过来，卖的比我还快。
    看着儿子麻利的身影，我真是觉得孩子长大了。下海头几年，我很少过问儿子的生活学习，亏欠儿子太多了，但我不想用女人式的温情来弥补这种亏欠，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培养儿子，也许，儿子暂时还不能完全理解我的用意，但总有一天，儿子是会明白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。
    摆地摊的三年，最让我过瘾的是1997年北京国安足球队与大连万达足球队争夺足协杯冠军的那场决赛。那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比赛，一场让工人体育场爆棚的比赛。若按平时的销售能力，我们一家三口最多也只能用自行车驮三箱纸卷去卖，可这远远不够啊，我知道这是一次难得的商机，于是在比赛的头一天晚上，我便把好几大箱纸卷暂存到了工体对面的朋友家里，到时候只要步行五分钟就可以把存货拿过来卖。
    那天傍晚，离决赛还有两个小时，球迷们就已经把工体外的广场挤得水泄不通，无数只喇叭传递着人们的兴奋，无数面旗帜引领着球迷从四面八方涌来。我和儿子早早地来到体育场外，找好地点，各据一方，老婆那天两点间的负责联络。那天，我们根本用不着扔纸卷做广告，只把长长的纸条挂在树上便吸引来大批球迷。此时，用抢购来形容球迷的行为一点都不过分，尽管那天我把纸卷的价格提高了四分之一，但许多球迷仍开口就要十包二十包。男球迷疯狂，女球迷也不示弱，许多成双入对来看球的恋人都是因女伴的撺掇才成为我的新客户。
    离开赛还有四十分钟，我带的全部纸卷，包括暂存在朋友家的几箱便告售磬，一个小时内，我净挣了一千二百多块钱。而那个赛季，我们挣了将近一万元，付出的成本是我和老婆每晚的辛苦。
    工体离我家很近，每次卖完纸卷，我都要赶回家观看比赛的现场直播。坐在沙发上，看着激烈的比赛，看着我卖出的纸卷象一条条飞舞的小龙从看台飞向绿色的草坪，甚至把比赛场外的整个跑道区域都覆盖得严严实实，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，因为那是我一人导演的壮观场面。那两年，工体上空飞舞的纸卷和不绝于耳的京骂成了国安队主场的一景。
    刚开始摆摊的时候还没有城管，虽然工体外的广场也贴着不让摆摊的通告，但那是聋子的耳朵——摆设。后来，随着球场不文明行为的升级，政府加大了管理力度，警察也时不时光顾工体外的广场，驱赶摆地摊的小商贩。那时的警察比今天的城管要文明多了，一般只是开着警车在广场转悠两圈便离开了，逢有重大活动或风声紧的时候，也不过是把警车停在路边死守不走，那意思是说：警察在此，今天不许摆摊。抄东西的情况偶尔也有过几次，但多数情况下也是先警告了，小贩不听，或转一圈又回来摆摊，警察觉得很没面子，便杀鸡给猴看把小贩给抄了，这就叫：不抄精的，不抄傻的，专抄不长眼的。
我好面子，也很知趣，远远地看见警车过来，便收起摊子躲到一边去，跟所有的小贩一样，并不走远，警察一走，便又开始了我的叫卖。不过也有几次很扫兴，挺火爆的比赛，本来能赚一把，因为警察盯在现场就是不走，我也只能怎么去怎么回。人说赔本赚吆喝，我是不赔本也不吆喝。
    再后来，因为怕球迷看球时往足球场内投掷杂物，球场规定任何人入场时都不允许携带硬物，连瓶装矿泉水都不能带入场内，更别说我卖的那种纸卷。结果，我除了叫卖纸卷，还得教球迷如何把纸卷带入场内。比如，天热穿戴少时就别在腰间，绑在腿上，卷在衣服里，藏在女士的化妆包内；天凉就更好办了，肥大的衣服里揣个十包八包都看不出来。
    在摆地摊的日子里，我也有过很背运的时候。
    那是我和妹妹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后的事。某年春节前夕，急于打开局面的我们突发奇想，准备开发一些应景小商品赚一把。我们先是请人设计了许多形态各异的卡通生肖图样，又投资七千多元做成即时贴，没成想投到小商品市场后几乎无人问津。我一着急，便又想起了自己摆地摊的做法，一个人背上挎包，带着刚做好的生肖即时贴跑到动物园，在游人最多的猴山附近摆上了地摊，可惜只卖了不到十分钟就被公园的巡逻人员给抓了起来。在公园保卫处的办公室里，我百般解释，说尽了好话，可人家就是不放我走，最后，还是在办公室一位好心人的指点下，趁保卫处的人没注意才逃了出来。人是溜之大吉了，可那七千元即时贴也成了一堆废纸。
    今天，我再也不用为求温饱去摆地摊了，可社会上依然有许多人为求温饱只能选择摆地摊，多一点怜悯之心，多一点宽容之心，和谐社会才会名副其实。